「三搶一」是影響我人生很關鍵的一個經驗。故事得拉回整整五十年前⋯⋯
1973 年秋天，我才剛上大學沒多久，終年海上的家父肝硬化轉肝癌，下船後，西醫無效看中醫，中醫無效看巫醫，一點積蓄全花光，短短半年不到，終究留下媽媽及我們四個孩子與世長辭，得年僅僅四十九，連五十歲都沒跨進。
日本時代出生，不曾上過學的媽媽添購了幾張桌椅，就在家裏擺起麵攤，勉以維生。而客人就是海洋學院（今之海洋大學）的學生。
我則住在板橋高中一個同班龍姓同學的家裏，他去台南就讀成大。我高三時就不再從基隆通車到板橋，而是住在他家，一起準備考大學。
對我非常好的龍媽還幫我找了附近一個人家當國一英文家教。之後，我一位住永和秀朗路一帶的初中同學的家人又幫我再找了一份家教。
這樣，我也勉強能賺到生活費。住在高雄的大舅則為我付了東吳大學前兩個學期的註冊費。每學期約四千元台幣。
有一次，因為趕時間，我從東吳下課就匆匆忙忙坐了大概有一小時的公車到公館。下車後，為了趕上對面即將離站開往永和的公車，我直接就起步要衝過馬路。
但是，慌亂間，眼鏡滑離鼻樑，掉落地上，而我停下腳步正要低頭撿起眼鏡時，一輛從馬路中間的隧道裏竄出來的卡車幾乎貼著我的頭急駛而過。我當場怔在那，耳朵只聽到旁邊路人的驚叫聲。
我的眼鏡救了我！
如果不是它掉落地上，而我停下來撿它，那後果可真不堪設想。我驚魂甫定地儍站在路邊，感到心臟噗噗地跳著，好一會，才回過神來。
大一結束，我暑假在位於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台泥大樓隔壁的「榕榕園」西餐廳找到了當服務生的機會。每天傍晚上工，每晚四個半小時，周休一天，月領一千兩百元，還可以睡員工宿舍，我就依依不捨，充滿感恩地搬出了同學家。
臨走，龍媽還對我說：「志偉，要注意身體健康。隨時回來住。」
員工宿舍就在餐廳後面的巷子裏。一個空間裏擺了ㄇ字形三個上下鋪，中間一個行軍床，旁邊還有一間浴室。
床位都沒固定是誰的，反正，哪床有空，哪床就是我當晚的歸宿所在。我有一個大紙箱，裏面放滿我的衣物、書籍。
所幸，制服 – 白襯衫，黑長褲 – 都是公司提供，公司洗燙。
雖然沒有固定的床位，但是我固定在那過夜，而其他大部分的人一周頂多一兩次，譬如也在那打工並與我成為好友至今的李永得，前文化部長。
當時，每個月打工領一千兩百元，可以勉強過日子，但是每學期四千元的註冊費怎麼存？那就靠加班或代班，或周六下午跟大夥去同一條街的美琪大飯店下午茶跳舞時間當服務生。
由於晚上常常是一、兩點後才睡，白天中午又常忍不住要打籃球，（我是系隊，也短暫打過院隊）因此上課時，就常不由自主地打瞌睡。
不過，凡是德文課，我絕對不睡。
由於讀書時間減少，我反而更加用功，利用各種可能準備功課。
奇蹟也似地，我竟然在打工後，開始拿到學期第一名四千元的獎學金，而系主任也特別注意到我這個常手上抓著包了花生米的饅頭，睡眼惺忪地走進教室的學生。
系主任是我的恩師，是位德籍女士，Dr. Ursula Chi ，漢堡人，中文名叫「齊馬蕙蘭」，先生是大陸早期留學漢堡學造船的高材生，她是研究所裏的助理。兩人由認識而相戀。
結果戀愛成熟要結婚時，由於納粹政府執行種族政策而未能獲准。於是，他們兩人決定輾轉離開德國去了中國北京。
沒幾年，中共奪得政權後，他們夫婦倆先去了美國，再從美國來台灣。
齊先生憑他的專業擔任了中（台？）船副總工程師。人非常棒，幽默風趣，我們都很喜歡他。
齊主任的中文帶有明顯的北京捲舌音。只是，有一次，她十點來上課時，說了一句中文，大家都覺得奇怪。
她說，「我早上去溪頭了，剛剛才來學校上課。」
大家都覺得奇怪，怎麼趕得回來？
後來，有同學忍不住問了，才知道，主任早上去洗頭了⋯⋯
當時由於睡眠常常不足及飲食不正常之故，我常臉色蒼白地去上課。齊主任，對我非常好，常就中午讓我搭來接她的車子回她家吃一頓可口的午餐。對腸胃比較好 ，她說。
同學都打趣說，我是主任的第五個孩子。
我開始打工後一直到畢業，我們班上有固定三個人在競爭學期第一名的獎學金。其中一個是我。
獎學金是四千元，剛好可付一學期的學費。另外兩個同學也非來自富裕的家庭，因此，這筆獎學金對我們三個來說，都很重要。
記得是，八個學期中，總共有六個學期，我們三個都在「競爭」那筆獎學金。
但是，第一名獎學金就是只有一個。我們三個都知道，要拿到，只能君子之爭，各憑本事，成績表現得比另外兩個好才行。
因此，我們從不曾有人說：「你已經連拿兩次了，不能接著拿第三次，一定要輪替。」
前面說過，我得靠那筆奬學金繳下學期的學費。有一次，學校這筆獎學金沒來得及發下來，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齊主任知道了，就先壂錢給我繳，等獎學金下來後，再還給她。
那段三搶一的日子，對我日後的生活經驗及態度影響深刻：
我知道，唯有透過努力才可能克服困難，才可能光明正大，心安理得地達到目標。
記得有一學期我沒拿到。一放暑假就拼命加碼打工，包括去同學的家的社區清洗水塔。
我穿著他們給的及膝長統雨鞋跳了下去。天啊！裏面長滿青苔就算了，還有一叢叢蠕動著的暗紅色絲狀小蟲！
甚至，還有同學邀我一起上山（梨山？）去幫人家收成農作物。結果，我答應了後卻無下文。
大概是，人家看我身材太瘦小吧。否則，當時若去成了，日後，我就可吹噓說：
「有人拿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我拿農民們的山中奬學金，而且只須要打工，不須要打報告。」
大四畢業後，當時東吳德文系仍無碩士班，我報考輔大德研所。我懷著「三搶一」的精神好好準備後，幸亦以榜首錄取，也獲得獎學金。就依依不捨地辭了榕榕園的工作，搬進輔大的宿舍。
三年後，碩士畢業，服了一年十個月的預官役。1982 年五月退伍前，考上了德國政府在台灣招考的德國學術交流獎學金（DAAD)。那年錄取十名，分幾科考，是給去德國攻博士的。
我還記得，德國中心的主任告訴我：「恭喜！你的總分是十名中的第一名。但是去了德國後，後續沒有保證，必須每年以優秀的成績及教授的推薦函申請延長下一年的奬學金，最多五年，一定要拿到博士，不然就斷炊了。」
憑著那些年「三搶一」的經驗，我告訴自己，唯有透過自己的努力才有可能成功。接下來，我連續四年，都無中斷地成功延長了我的獎學金。
1987 年秋天，我取得博士學位，旋即返台回東吳德文系任教並接下系主任一職。
三年後，1990 年三月野百合學運爆發，我和東吳許多師生跨出校園參與那次影響日後台灣深遠的運動。那算是我的政治出櫃，對我影響至今。
原文出自謝志偉粉絲頁，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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