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憲專欄》台灣與中國

香港的雨傘運動、六四天安門抗爭與甘地在英國政府之下的抗爭，這些運動的成功與失敗，反映了中國與英國政府不同的特性以及在處理抗議和社會運動時的不同本質和方法。

2014 年，香港市民發起雨傘運動，要求真普選和民主改革。抗議者以和平方式占領主要街道，使用雨傘來抵擋警方的胡椒噴霧。

香港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對運動採取了強硬的鎮壓策略，拒絕讓步，並逮捕和起訴了多名抗議領袖。運動未能實現其主要目標，香港的政治環境日趨嚴峻，自由空間進一步縮小。

1989 年，中國大陸的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廣場發起了大規模的民主運動，要求政治改革和反腐敗。中國政府以武力鎮壓，動用軍隊和坦克，造成大量傷亡。這場鎮壓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譴責。運動被血腥鎮壓，政治改革停滯，言論和政治自由受到嚴格限制，六四事件成為禁忌話題。

甘地領導的非暴力抗爭運動旨在爭取印度從英國殖民統治中獨立。他倡導「非暴力不合作」的策略，號召印度人民抵制英國商品和機構。英國政府在面對甘地的運動時，雖然有時採取鎮壓措施，但同時也進行了對話和妥協。英國民主體制和法治的特性使其在處理殖民地抗爭時，採取了相對溫和的方式。最終，英國政府在二戰後決定放棄對印度的殖民統治，印度於 1947 年成功獨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

英國實行民主制度，權力分立，政府受到法律和民意的制約。面對抗議時，英國政府更傾向於通過對話和妥協解決問題，維持社會穩定。堅持法治原則，政府行為受到法律約束，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香港雨傘運動和六四天安門抗爭的失敗，反映了中國政府強硬鎮壓異議、限制自由的本質。而甘地的成功，顯示了英國政府在面對抗爭時，雖有鎮壓但最終選擇妥協和尊重民意的民主特性。這兩種政府本質的不同，決定了抗爭運動在不同環境下的成敗。

野百合和天安門運動都發生在黨國結構的歷史背景下，但兩者命運截然不同。2000 年代初，網際網路在中國迅速普及，千禧一代將其視為通向更廣闊世界的窗口。當時，許多中國人仍將西方視為學習榜樣。新興的在線論壇討論與許多西方民主國家相似：開放、自由且未經過濾。網友批評政府政策，關注社會問題的公共知識分子也贏得了掌聲。

然而，中國的網路長城改變了一切，言論自由首先受到審查，隨後遭到強烈反對。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再是主流，言論自由被視為外國對付中國的武器。隨著民族主義的興起和中國的繁榮，對國家的批評開始被視為叛國行為。這一代中國年輕人被教導不信任外界，堅信中國的制度是最好的。

任何有關天安門的內容現已從網路上刪除，不僅審查員在審查，網民們也互相稱對方為“反華”。近年來，最不擇手段的舉報和攻擊來自零零後的年輕人。即使在西方留學的中國學生，他們從小接受的愛國主義教育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海外中國學生經常對批評他們祖國的言論做出消極反應，這些反應通常出於對地位、忠誠、和諧或功利政治的擔憂，害怕影響自己的未來前途。這種現象與台灣解嚴時代為台灣犧牲的海外留學生有著天壤之別。不論在歐洲、美國、日本或其他地方，台灣海外留學生名列中國國民黨海外黑名單的數量驚人，許多人甚至無法在父母去世時回台灣見最後一面。

台灣和中國這兩邊的人確實不同，政府也不相同，到底是什麼頭殼壞掉的人想要把台灣的民主變成專制，希望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之下！